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贫病女进京求医反致残疾 伸援手法援律师成功维权
发布时间:2017年06月23日
 

贫病女进京求医反致残疾

伸援手法援律师成功维权

指派单位:丰台区法律援助中心

承办律师:常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陈剑峰王挺

案例简介

张某幼时患上癫痫病,但症状较轻,生长发育也基本正常。成人后与人结婚,婚后家人带其进京治疗癫痫病。2015323日,张某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某医院治疗癫痫病,令人不解的是该院没有对其进行治疗,医生却将她介绍至北京丰台某医院进行手术治疗,并承诺手术会由北京某医院医生主刀。张某及其家人治病心切,遂听从医生指导,于201541日,来到北京丰台某医院进行治疗。经过医院全面检查后,张某被诊断确定为:症状性癫痫,左颞顶枕软化灶。在进行一系列的术前检查并按照院方要求购买五根电极后,于2015427日在丰台医院进行立体定向颅内电极植入术,但术后并未产生预期效果。随后,院方于201556日进行第二次手术,手术名称为左颞顶枕开颅致痫灶切除、颅内电机取出术;后因头皮下积液,丰台某医院又于201561日进行硬膜外积液穿刺引流术。但术后造成张某颅内感染,不得已丰台医院于2015623,对张某进行左颞顶枕原切口开颅硬膜外、硬膜下脓肿清除骨瓣去除腰大池置管引流术。进行上述多项手术后,张某颅骨缺失,右手、右脚已不受自己控制,并且神智失常、月经停止,产生一系列并发症,癫痫发作比术前更加严重,时常伴有轻生念头,每天需服用大量药物以维持生命。在痛苦无奈的情况下,张某的父母多次找到丰台某医院协商解决办法。家属无法接受院方的解决方案,到丰台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。

法律援助中心指派陈剑峰、王挺二位律师为张某提供法律援助。张某父母按照律师要求提供了治疗交费的全部票据及诊断证明,但唯独缺少病历,陈律师亲自去丰台某医院调取病历。2015923日,陈律师来到丰台某医院,先找张某的主治医生桑大夫,但发现没在,后又找到马院长,马院长告知去医患处询问,医患处又告知由医务处负责……,几经辗转最终来到医务处,工作人员说已经封存过56日到623日的病历,等到明天把剩下的病全部封存,然后才能复印允许提供的客观病历。随后,陈律师又来到病房看望躺在病床上的张某,看到张某的右前臂和右小腿已无法动弹,头顶左侧被去掉一大块头骨,同时发现在与张某交流时,张某表达不大清楚,逻辑思维欠缺,且无法书写自己的名字,认为其可能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。陈律师将获取的情况告知了王律师,经过二人讨论研究,决定由张某的父亲作为法定代理人参与诉讼。

材料准备好后,王律师到丰台某法院进行立案,同时提交了缓、减、免交诉讼费用的申请,经过一周时间的审查期,法院准许了张某缓交诉讼费的申请,将案件分派给了承办法官。经法官送达传票后安排了第一次开庭。因为缺少证明张某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证据,法官提出应当补充证据,需要具有管辖权的法院认定张某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。但张某户籍地在河南,北京不是其经常居住地,无法在北京法院进行诉讼;又因身体不便,其无法回到老家进行特别程序(民事行为能力认定)的诉讼,经过代理律师将实际情况与法官充分商讨,法官决定前往医院看望张某,根据实际情况再做考虑。法官在见过张某后认为,张某能够基本表达自己意志,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,可以作为诉讼主体进行诉讼,于是代理律师再次对起诉状进行修改并另行接受委托,以张某的名义重新提起诉讼。

再次开庭后,双方对于医院是否存在过错各执一词。律师向法院提交了医疗过错司法鉴定申请。经北京市高院摇号,确定由中天司法鉴定中心担任本案的鉴定机构,但在法院移送全部病历证据后,鉴定中心却传来了不好的消息:因为张某的伤害涉及到精神类的鉴定,而中天司法鉴定中心没有相关精神类方面的专家,因此无法进行鉴定!法院在了解情况后告知律师,只能重新选择鉴定机构,而在所有的鉴定机构中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(以下简称法大鉴定所)最知名,应该能够进行此类包含病理鉴定和精神鉴定的司法鉴定,于是代理律师经与丰台医院多次协商,双方最终一致同意交由法大鉴定所进行鉴定。然而之后的结果又让案件陷入了困境,法大鉴定所告知,他们也无法进行此类鉴定!不进行司法鉴定就无法使案件得以继续审理并作出准确认定,于是法院开始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,但因双方所提出的条件和要求差距过大,调解未能成功。在此情形下,代理律师多次找到法官沟通,希望再努力寻找一下鉴定机构,好让案件能够继续审理。最终将本案交由中正鉴定所进行鉴定。

然而好景不长,又一麻烦接踵而来。鉴定机构在初次举行听证会,听取医患双方的陈述意见后,确定各项鉴定的总费用为两万元。依照审判程序规定,鉴定费用由申请鉴定一方预交,且无法减免;张某的父母确实无法负担此笔鉴定费用,但不交纳鉴定费又无法继续鉴定,在此情况下,代理律师又多次找到法官,希望法官出面与院方协商,看能否由院方垫付此笔鉴定费用。最终在律师与法官的多方努力下,院方最终同意提前垫付鉴定费用,以使鉴定程序能够顺利进行。然而事情并没有如预想的一般得以顺利进行,张某的父母此时又坚持要求补充鉴定后续治疗费用等相关内容,该类鉴定已在实践中被移出鉴定范围,目前只能得出后续治疗项目的鉴定结论。律师在多次做工作无效后,为当事人提交了补充鉴定申请,中正鉴定所接收申请后提出还要补交鉴定费用,此时院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再出钱了。代理律师又多次找到了中正鉴定所的鉴定专家,请他们去医院看望当事人本人,专家前往看望后也非常理解张某一家的困境,最后决定免除了补充鉴定的相关费用。鉴定开始后,代理律师三次参与鉴定程序,并提出了保障原告权益的相关法律意见。

鉴定过程中,通过代理律师的不懈努力,院方的支持、法院的帮助和鉴定方认真细致的工作,保障了鉴定程序的顺利进行。最终,鉴定机构认定院方的医疗行为与张某的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,张某的伤残等级为三级伤残!

在医疗纠纷案件还未进行实质性审理前,丰台某医院突然向法院提交诉状,要求判令张某补交医疗费用并腾退病床。得知这一消息的张某父母手足无措,无奈之下再次找到了丰台区法律援助中心。陈律师和王律师再次接受指派,担任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中被告方的代理律师。庭审中,代理律师提出张某的治疗行为尚未完成,医疗纠纷尚在诉讼中,院方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张某符合出院条件,故请求法院驳回丰台医院的诉讼请求。经过律师的努力与抗辩,法院在审理后综合考虑了客观事实情况,告知双方本案将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同时判决。

在医疗纠纷进入实质性审理之后,由于经历的过程早已超过简易程序审理期限,故法院组成合议庭对案件继续进行审理,并再次召集双方当事人开庭,针对鉴定结论所指出的院方过错,以及过错责任比例进行事实查明。庭审中,院方仅认可伤残等级,对于鉴定机构所指出的四类过错均不认可,并提交证据反驳鉴定结论;在此情况下,经法院释明,院方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。再次开庭,鉴定人按照要求出庭接受质询,对于鉴定结论作出了详细具体的说明,针对院方提出的质疑一一进行解答,并与医院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。在此过程中,作为原告方的代理律师,虽然不能充分表达意见,但也通过认真请教神经外科领域内的鉴定专家后,运用所掌握的与本案相关的医疗知识,从法律层面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辩论,对于院方的医疗行为明确四类过错。之后,由于过错比例不能详细确定,法院再次组织开庭并要求鉴定人再次出庭。对于过错比例,鉴定人给出的意见比较模糊,因为医疗司法鉴定属于事后鉴定,只能针对现有证据进行分析,考虑到张某本人病情的特殊性,仅能给出过错责任比例区间介于40%60%之间。院方提出,在加压包扎过程中当事人多次拔掉加压包扎,致使院方不得不多次进行加压包扎,从而增大了颅内感染的几率,导致其自身出现了这样的后果;而代理律师则认为,患者因病情特殊存在偶然碰掉的可能性,但不会自行拔掉,且没有证据证明当事人作出此种行为;双方各执一词,法院决定待合议庭评议后作出认定。

在前后经历多道法律程序,共参与七次庭审,以及经过漫长的等待后,最终法院依据案件事实及鉴定结论,按照相关法律法规,对于两个案件同时进行了判决,判令院方在扣除相应治疗费用后,配偿张某各项经济损失费用共计35万余元;张某在判决生效后将医院病房腾退。

案例点评

    两位承办律师在此案中体现出了极强的责任心和较高的办案能力。医疗纠纷案件需要承办经验并且还需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,有的时候还需要现学现用,办理难度较大。但是承办律师迎难而上,最终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,律师的努力见到了成效,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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